改革开放30年 1978改革的起点

　　30年前的1978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改革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起步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农村的包产到户、国有企业的改革试点、直至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都是值得纪念的重大事件。如果把这几件事联系起来看，则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思想解放的先导作用、农民力求改变现状的冒险举动、地方政府的改革尝试，以及中央关于改革开放的决定，都汇聚在一年内集中发生，看似偶然，实则必然。中国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与改革起始之年这一连串的事件息息相关，促使我们走上了符合国情的渐进改革之路。

　　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当天晚上新华社破例全文转发全国，第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转载、转播，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报先后转载，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这篇文章能够迅速产生如此大的反响，与其极强的针对性有关，是对当时“两个凡是”主流思想的有力反击。“两个凡是”是1977年2月提出的，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样一种指导思想，禁锢了人们的思维和行动，根本就无法冲破旧的体制樊笼，亟待提出新的思想来取代它。但经过那个时代的人们都知道，发表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言论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以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之一的胡福明讲到，写文章时已有坐牢的准备。而恰恰是可能导致作者坐牢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最终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使人们从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开启了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先声，催生了“文革”后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个主流舆论的转变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历了不同观点的激烈交锋后才形成的。邓小平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可见思想转变的难度之大。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和实践的指南，如果没有追求真理的勇气，而是陷在“两个凡是”的教条之中，体制改革这样重大的变革是不可能实现的。30年来，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始终在解放思想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推进。可以说，是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一思想解放运动，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的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国的体制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秘密契约”。1978年11月24日的晚上，小岗村18户农民在一份契约上按下红手印，秘密地把地分了，实行了大包干，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而那张农民自定的契约也作为珍贵的文物，被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实际上，安徽农村的改革，小岗村并不是最早的。1978年秋，安徽肥西县遇到百日不雨的干旱，安徽省委根据这一严重灾情，号召社员多种“保命麦”，并宣布可以借一部分土地给社员种麦。1978年9月，肥西县山南区柿树公社的黄花大队，以抗旱、“借地度荒”为名，将997亩小麦和49亩油菜的种植任务，分别落实到各个承包户主名下；山南公社馆西大队小井庄生产队，也把全队的153亩田地，悄悄地全部包到农户头上。而要从全国来看，四川的农村改革比安徽还要早。1978年初，四川省广汉县金鱼公社，经过广大干部、社员反复商量讨论，实行了大田生产责任制，即采取“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增产分成)”的联产计酬办法，实际上就是“包产到组”，多种经营和副业也实行了这种联产计酬责任制。回顾当年的农村改革史，小岗村的改革举动从时间上看并不是最早的，但却是影响最大的，成为标志我国农村改革起点的一个典型事件，原因并不单单在于“秘密契约”的新闻价值，还有两点原因更加重要。一是改革方式十分到位，采取了大包干的形式，把生产和上缴任务全部包干到户，用农民自己的话说，就是“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与后来规范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相同；第二这是农民自发的行为，充分反映了老百姓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为改革的合法性提供了佐证。我国农村的承包制改革，很快就取得了极好的效果，被邓小平称之为“农民的伟大创举”。

　　国有企业改革的试点。1978年10月，四川省从不同的行业中，选择了有代表性的宁江机床厂、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四川化工厂、新都县氮肥厂、南充丝绸厂6家企业，逐户核定利润指标，规定当年增产增收目标，允许在年终完成计划以后，提留少量利润作为企业的基金，并允许给职工发放少额奖金，自此启动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试点。1979年2月12日，四川省委在试点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扩大企业权利，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提出要使企业拥有利润提留权、扩大再生产权、联合经营权、外汇分成权、灵活使用奖金权，要求把企业的责权利结合起来，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结合起来，同时决定扩大改革试点范围，在100家企业中进行扩权试点。到1979年底，84个试点企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4.7%，利润增长33%，上缴利润增长24.2%，效果十分明显。四川省率先启动国有企业改革试点，从行政机构内部角度来看，改革是自下而上的，是由四川省先行改革，而不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操作的，地方的改革冲动得到了充分释放；而从政企关系角度来看，改革又是自上而下的，是由四川省委一手推动，企业改革是按政府的要求来进行的，也就是说，这是官方的主动改革，而不是民间的自发行为。国有企业改革试点在全国推开，则是第二年的事情。1979年5月，国家经委等6个部门在北京、上海、天津选择了首都钢铁公司、上海柴油机厂、天津自行车厂等8个企业进行试点，随后就扩大了改革试点的范围。

　　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一次拨乱反正的会议，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这也是一次开创未来的会议，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指导思想的转变，为进行体制改革扫除了思想障°；工作重心的转移，则对改革旧的体制提出客观的要求。针对过去僵化的传统体制，这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对权力过分集中的¾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即最高领导层做出了进行体制改革的决策，从而吹响了体制改革的进军号。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彻底冲破了左倾思想的束缚，提出了改革旧的管理体制的要求，全会公报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之后中国30年的发展历程，就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从农村到城市，从计划体制到市场经济，进行了全方位的体制改革，以“务实精神，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渐进改革之路，不仅推动中国走上了繁荣发展之路，也为整个世界贡献了体制转轨的宝贵经验。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改革开放的大幕被轰然拉开，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十几亿人口的文明古国，开始了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实现了建国以来最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