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 那月 那些人

　　那年“五四”，我们为志愿军献血

　　马俊山(20世纪30年代生人，高校退休教师)

　　那是1951年的五四青年节。那年我在安广县城(现改为大安市)念初中二年级。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记忆中，当时在学校里庆祝青年节的形式多样、隆重，而且师生的热情都很高。先是在操场上开纪念大会，然后是歌咏比赛。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曾唱过的一首歌的歌词：“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了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屈……”直到今天，每当我唱起这首歌时，还会热血沸腾。最难忘的是歌咏比赛后为志愿军献血。事实上，在那个年代，人们对献血并不了解，大都普遍认为，献血是件可怕的事儿，血就是命，献血就等于是献命。而在我们这些年纪尚小的孩子看来，为志愿军献血是件无尚光荣的事儿。按照规定，原则上，学校只允许老师和初三的学生献血，而我作为体育委员、校篮球队的主力，被特批加入了献血队伍。其间，有许多初一、初二的学生找到校长，苦苦哀求校长让他们也献一些，有的还抱住校长的腿，不让校长“脱身”，他们说，志愿军能在战场上流血牺牲，我们献点儿血有什么不能。我清楚地记得，来学校采血的志愿军二分院的一名年轻女医生，听了这些孩子的话，一个劲儿地摘下眼镜来擦眼睛。

　　那次献血事件，成为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五四”记忆。在那个时代，无论年轻年老，似乎每一个人都胸怀无限激情；似乎每个人都有满腔热血，准备随时迸发和抛洒。现在想来，这一切只因每一个人对诞生不久的新中国、新社会充满了希望。

　　那个“五四”，激情燃烧

　　商永江(20世纪40年代生人，退休干部)

　　事情发生在50年代末。那一年，我初中毕业。学校是完全中学，初高中在一起，我当时是整个学校的宣传部的部长。能担当这个“职务”，和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写些文章有关。毕业前夕，学校搞了个演讲赛，比赛的日子就被定在五四青年节那一天。一个班要选个代表，我们班的同学选了我。老师对我的期望值很高，希望我能在临毕业时为班级争得荣誉，我对自己也信心十足。

　　我准备的演讲题目是《走刘胡兰没有走完的路》，演讲稿是我自己写的，我不仅仅是在写的时候下足了功夫，而且也在朗诵上花费了很多心思，以至让它听起来激情澎湃。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在演讲稿里用了我喜欢的一段诗，是著名的青年诗人邵燕祥纪念刘胡兰烈士的诗，诗中有这样一句话：年轻的朋友，今天我们集合在天安门广场，明天啊，我就要登程去远方；此时，我的朋友，你想到了什么？也许，你想起了刘胡兰？如果她活在今天，她和你正是同年——你要唱她没唱完的歌，你要走她没走完的路……因为有了这段诗，加上我运用了一些技巧，让我的演讲听起来有了几分感人至深的力量。

　　五四青年节这一天，终于在我略带了几分紧张的期待中到来了。操场中间是主席台，选手们要站在台上讲；台下是全校的几百号师生，黑压压地坐了一操场。

　　在前面几个选手正演讲的时候，我就在没有人的教室里反复练习，为比赛作“热身”准备，按名单上的顺序，离我上台还有一会儿时，我忽然听到高音喇叭里传来的声音：下面，请三年八班的商永江上台演讲。我一时有些懵，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到了我。我心下一阵着急，想，如果从教室跑到主席台还要几分钟，而这几分钟就会“晒了台”，这该如何是好？这时，我看到了教室大开的窗子，从那儿，我可以直接跳到操场上去。情急之中，我一个箭步就蹿了出去。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这一举动一点儿没遮拦地落在了全校师生的视野里，我成了大家注目的焦点。我当时就愣住了，他们也为我的“飞身出现”而感意外，全场都静了下来，接下来就有人鼓起掌，局面有些混乱。就是在这样的不利形势下我完成了演讲，演讲基本顺利，只是整个过程我显得有些紧张。

　　我没有拿到奖，也许是因为我的冲动、我的“飞身一跳”为我的演讲打了折扣。

　　这次活动后不久，我们整个国家陷入了一段动荡岁月。在学生时代，我再也不曾参加过学校组织的活动；而且在这次演讲后不久，我就听说邵燕祥被打成了“右派”的消息，为了这事儿我还偷偷地哭了一个晚上。那时，他或许不曾知道，一个孩子，一个爱诗的孩子，曾经多么固执地坚持自己的信仰，相信自己的偶像。

　　那个五四，那次演讲，就这样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人在年轻时总是充满激情的，有时还要为激情付出或大或小的代价，但是，要是一个人没有了激情，那说明，这个人的心已经不再年轻。

　　那一天，我向县团代会献辞

　　穆书华(20世纪50年代生人，私企经营者)

　　很难忘1963年的五四青年节。那年我11岁，是我们学校的少年先锋队副大队长。我们学校少先队要向县“团代会”献辞，我是领诵。我至今还能准确地背下“献辞”的部分段落：

　　领：党的助手共青团，合：党的领导是生命线。

　　领：在广阔的田野上，合：我们的铁牛风驰电掣。

　　领：在建筑工地上，合：我们登上了脚手架。

　　这献辞是我的一位语文老师写的。这是我第一次登上县人民剧院的舞台。一个11岁孩子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但是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没有背错。彩排的时候，我用手摸了摸台子两侧的麦穗浮雕，那感觉至今仍然留在手上。这回的献辞搞得很隆重，来开会的县里领导还在舞台上和我们一一握手。我感到很温暖，很幸福，也很骄傲。

　　那时我们这些穷学生们，连笔记本都买不起，就是买来几张大白纸裁成小块订成本子。虽然穷苦，但是都很愉快。从大城市和本县来的老师们披星戴月备课，呕心沥血教书，献出了他们的青春以至生命。

　　上世纪60年代初是最困难的时期，人们都忍饥挨饿，党和政府尽最大努力关怀学生、保证学生吃饭。五四青年节这天献辞活动结束后，回到学校去吃午饭，食堂大师傅给我们准备了热腾腾的菠菜汤和馒头，我们吃得很香。

　　这次献辞以后，我还在人民剧院的舞台上多次登台演出，有好几次都是在青年节期间。因为这个缘故，县人民剧院给我的童年和少年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那一年，我们骑自行车长途拉练

　　林子豪(20世纪60年代初生人，机关干部)

　　那是1978年的五四青年节，我们班团支部拟定组织团员青年开展一次有意义的活动。我就提议来一次骑自行车的长途拉练，穿过周边7个公社(现在都改为乡、镇人民政府)，最后回到原地，总计行程八九十公里，一天来回应该没有问题。这个想法立刻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响应，他们都拍手叫好。

　　十五六岁的我们，恰青春少年，热血昂扬。当时自行车还算是比较稀有的代步工具，头一天大家就商量好了，至少两人一辆车，有自行车的一定要带上，没有的也要想办法去向亲戚朋友们借，无论如何不能丢下一个同学。

　　出发那天，阳光灿烂，天高云淡，班主任老师(下乡知青，一年后就回了城)一声令下，我们就出发了，呐喊着欢呼着上了路。大多是男生带女生，起初一个男生带一个女生还有一点不好意思，挺别扭的，还闹出了一些小插曲，不过最后团结互助精神还是破除了男女界线。

　　我们二三十个人路过一片片田野，在田里种地的社员们抬头不停地观望，路过集市，也引起了当地男女老少的驻足观望，还有交头接耳的指指点点。一行人穿过了集镇依旧行进在山清水秀甚至于荒无人烟的泥沙路上，我们惊叹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壮美的如画卷般的风光，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家乡的美好。

　　自行车你追我赶铃声不断，上坡有骑有推，下山则是勇往直前一同放坡，不时齐声放纵高唱起一首又一首熟悉的歌。汗流浃背湿透了衣服，脸庞挂着汗珠，中午饭也仅仅是自备的米饭和馒头，加上白开水，没有水了就在河里灌上一壶，那才叫有滋又有味呢。那种由衷的开心和快乐，从心底里爆发出来的无忧，在我们之间相互传递，相互感染。

　　29年后的这个青年节，我打算和当年的几个同学驾着汽车重走当年的路，寻找到当年的快乐时光。我知道当年狭窄的泥沙马路早已被宽阔的沥青公路取代，沿途的乡镇也有了不少高楼、超市和店铺。

　　岁月无情，销蚀掉了我们的年轮，还销蚀掉了我们中一些人快乐飞扬的心绪，纯真、激情开始变成了稀罕之物，感知快乐的能力在悄悄地减弱。但愿这次重拾旧梦能让我留恋，让我的心里依旧保持着一份梦想，甚至于有一种奔跑的冲动。

　　那个青年节，我对着团旗宣誓

　　汪泽生(20世纪60年代末生人，货车司机)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一个村办小学上初中二年级，当时管村办小学的初中部(一般包括初中一、二两个年级)叫“带帽”。有一天，班主任老师找到我，说学校要发展团员，我被列为发展对象。我激动了好几天。可是后来因为年龄不够14周岁，入团的事就被搁了下来。又过了没几天，小学“摘帽”，职消了初中部，初中学生并入乡办中学。

　　到了新学校不久，我年龄够了，符合入团条件，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青团。具体批准入团的时间我已经忘了，但宣誓的日子选定在1983年的五四青年节。记得那天下午，全校的新团员集合在一间大教室里，一位学生团干部把一枚崭新的团徽戴在我的胸前，学校领导对新团员提出了希望。然后，大家一起站在团旗下庄严宣誓。新团员代表还在宣誓仪式上发言，表示要努力学习，团结同学，时刻以团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宣誓结束后，我骑着自行车回到了10公里之外的家中。一迈进家门，我就羞答答地笑了。当父母惊奇地看到我胸前佩带的团徽时，他们都笑了，那是一种怎样欣慰的笑啊！

　　记者 陈明威